我院承办第二届华西医学模拟教学研讨会

[44]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规定：为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实施意见》新创设了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机制，明确承办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依托办案平台、档案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法信、智审等，对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审结或正在审理的类案与关联案件进行全面检索，制作检索报告，并分情形作出处理：拟作出的裁判结果与本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尺度一致的，经合议庭评议后即可制作、签署裁判文书。

这是因为，欧洲国家采用了文明/野蛮二分法对扩张过程中的霸权行径进行合理化，这种分类内化在以法律治理为手段的殖民地管理中。由于资金来源、政治立场和研究方向的特殊性，法兰克福大学的学者很早就和德意志帝国政府资助的大学区别开来。

再如图依布纳的宪法创制理论，就很好地解决了革命与法治的关系问题，为经历革命运动而构建法治国家的规范秩序，提供了自创生的宪法机制。首先，在世界各地区广泛出现了以有限政府宪法原则而组织形成的国际新秩序和国家新形态。法律制度在化约社会复杂性(complexity)和克服关系互惠性(reciprocal)上具有独特的作用。[10] (二)如何讨论秩序：复杂系统的视角 规范秩序学派首先吸收了当代国际学术圈方兴未艾的复杂系统理论的进展。借助复杂系统理论的视角，规范秩序学派尤其重视法律文化的议题，尤其指出法律建构在意义维度上的多元性。

最后，在殖民地独立进程中广泛出现了以主权独立和文化主体性为视角的对西方法律迁移(legaltransfer)的批判。还有，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也构成了我们如何构造一个规范性的法制秩序的深层问题。[85]民事主体人格的赋予以抽离自然人属性形成的权利能力为最低起点，而模拟和扩展人类智能形成的机器人虽具有人类相当的智性，但不具备人之为人的伦理属性。

2016年，欧盟委员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就向欧盟提交动议，明确提出将最先进的自动化机器人的身份定位为电子人，由此不仅赋予其民事主体的资格，更是从政治、纳税、社会治理上全方位承认其主体地位。我们不能奢谈人类的法律能够解决其中所有的问题，更不能希冀通过现行制度简单的逻辑推演规制科技给社会所带来的变化。伦理主体并不是人格的必然要求，如果没有给予主体身份，将会导致损害或者伤害，或者说这是权宜之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解释的。基于此，法人是特定权利的享有者，因此具有特定法律人格。

[64]Sophia H. Duffy and Jamie Patrick Hopkins. Sit, Stay, Drive: The Future of Autonomous Car Liability,16 SMU Sci. Tech. L. Rev.463(2013). [65]Kyle Colonna, Autonomous Cars Tort Liability,4 Case W. Reserve J.L. Tech.Internet 81,91-92(2012). [66]同前注[64]，Sophia H. Duffy and Jamie Patrick Hopkins文，第467页。而从现有法律制度的设置来看，机器人能够拥有财产权，能够独立缔结合同，能够成为权利义务主体，并不具有法律上的障碍。

二是指应受法律保护的精神利益。民法对抽象主体及相关规则的构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抽象出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30] （二）抽象人格能够实现主体人格的平等性 抽象是一般法律人格的最本质特征。[10]尹田：《论自然人的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1期。

这或许是授予机器人具体的、有限人格的最为原始的动因。[91]同前注[15]，Lawrence B. Solum文，第1240页。然则，在抽象人之外，民法仍存在具体人的概念。[59]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84]从立法技术角度而言，民法典对于主体人格的设计是以权利能力概念为核心，在自然人的情形中，法律人是以伦理价值为依据，通过抽离自然人属性中的伦理价值形成权利能力将生物人的自然本性塑造成为法律人的法律人格属性。机器人与其他工具具有不同，具有自己的独立认知能力，能够学习并不断进行创造。

最初法人团体被纳入民事主体的基本范畴时，并不为主体人格的概念所容纳。[39]具体人格的登场，是现代民法面对现实的反映，进一步实现民法是生活之法、权利之法的品性。

机器人在没有人的辅佐与监管之下，能够进行各种复杂的活动，诸如驾驶车辆、投资、医疗等，随着机器人的普及，传统劳动力市场如打字、清扫、开户、照相等诸多服务领域将会被机器人替代。由于智能机器人仅具有有限的法律人格，因此智能机器人的本质是为人类生产生活服务的工具（即‘以人为本），这是智能机器人发展的首要原则，也是建立智能机器人监管整体框架的首要指导原则。其次，基于严格责任的基本原理，无论是使用人、设计者、制造商来承担严格责任，严重影响智能机器人的开发与利用。为此，法律应当为智能机器人创设特殊的责任承担的机制，例如，运用信托制度，为智能机器人开设相应账户，当其对他人造成损害时，优先以该账户资金进行赔付。[30]Matthew U. Scherer, Regul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Risks, Challenges, Competencies, and Strategies,29 Harv. J.L. Tech.365(2016). [31]曹新明、夏传胜：《抽象人格论与我国民事主体制度》，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注释】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33]苏永钦也如此认为：狭义民法典反映的人像，始终是无色无味，不笑不愠。[23]有学者认为，债权客体是指债权人的权利所指向的‘事物,即债务人,而债权的内容是指债权所包含的某种自由意思、利益或权能,即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并享受其利益的自由意思。

正如学者所言，网络法以及其他科技领域的立法经验——法理对于复杂科技的法律适用具有特别重要的经验——面对新的科技、对于新的科技适用正确的圭臬尤其重要。我们如何对机器人进行规制取决于我们采用何种圭臬，不同种类的机器具有多种竞争力的圭臬，获取正确的圭臬对于机器人法的成功或者失败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法人的出现是抽象人格的具体表现，在注释法学派的影响下，只有在团体成员的多数人之外独立存在的抽象人格，[37]法人才能得以发生。现实中弱肉强食的现象广为存在，一次又一次损害了民法的平等精神。

[83] （二）体现法律人格的技术性和替换性 智能机器人在法律人格的属性上表现出浓烈的技术性和替换性。[85]吴汉东：《试论人格利益和无形财产利益的权利构造——以法人人格权为研究对象》，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2期。四、工具性人格的法律化构建路径 （一）明确法律人格的有限性 智能机器人具有类似于人类独立思考以及深度学习的能力，这是其与其他技术类科技手段最主要的差异。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独立性，实现从直接控制转向信息控制。

未具有智的特征，只能称之为机器。[27]机器人与人的最大差别就是理性人面对复杂的情况时，只能作出其最为满意而不是最好的选择。

[42]第十巡回法院认为现行程序做出乃基于不可预想的机器设备的错误，该错误后果应该由被告承担，计算机作为被告的代理人。[7]《法国民法典》制定前的民法并没有承认所有人的民事主体地位，即便在民法典刚颁布之初，仍然保留丈夫对妻子的附属权利，妻子的民事主体地位并没有完全确立。

（一）智能化发展突破传统主体客体的划分 主客体二元区分体系是现代民法构建的基础，其实就是以人类自我为中心构建的体现。根据《美国代理法重述（重述）》第1.04(5)条的规定，根据普通法的规定，计算机软件只能作为一项工具，而不能作为代理人或者主要参与人。

[82]同前注[20]，袁曾文。[52]现实中，我们也经常对那些在交易中产生作用的具有苛责性的行为分配责任。[34]苏永钦：《无色无味的民法人》，载李富成主编：《北大法治之路论坛》，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72]法律应该为智能机器人创造承担经济责任的路径，例如为智能机器人开立相应账户，当他们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时，优先以这些资金进行赔付，也可以为机器购买保险。

[58] 从法典制定的形式理性而言，需要发展一套能够糅合各种不同的法律要素从而达到统一使用的民事主体制度体系，这种抽象的方式就是提取公因式。[92] 结语 主体（人）与客体（物）严格区分是传统民法体系的基本制度，所谓民法意义上的人须具有独立之人格，即权利能力，既包括自然属性上的人，也包括法律拟制上的人（法人），可以说主体制度是民法典体系化的起点。

但由此又造成一个问题，这是谁的严格责任，是使用人、制造者、开发者？基于严格责任的根基是危险责任，将智能机器人本身视为高度危险物品存在，这违背了智能机器人是服务人，增加社会运行安全，实现社会高效的初衷。[79]例如在数据保护层面上，智能机器人技术的应用必须保障公民的隐私权、数据权不被侵犯，这方面已存在不少习惯法，如目的明确、最少够用、公开告知、个人同意等原则。

以此，智能机器人并不缺乏财产权的存在基础，其可以通过监管或者其他方式弥补意志能力的缺陷。法人的设立乃是基于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利用法人这一组织体实现投资人有限责任的需求，而并非决定于其意志能力。